对外学习与海防 下
与越南海盗交战的这些人中，阮元活到了鸦片战争时期。那时候他已经退休在家，也无力再做出更多有效的举动，只能在家乡号召人们准备抵抗。
李长庚的儿子李廷钰参加了鸦片战争，英国人进攻的时候，和关天培分守虎门炮台，结果也没守住。
针对这一轮海盗的作战，也没有让清朝官府获得明显的正面改进。1800~1840年间，清朝官方的技术引进依然不如越南。
越南阮朝在这一时期继续建造仿制裹铜战船，1830年，阮朝派人去法国，采购蒸汽机，并在1839年成功仿制了蒸汽战船。这种船当时造价高昂，一艘蒸汽大船要一万一千两，不过阮朝还是坚持仿制，并给工匠和技术官员高额奖励。
这一时期，阮朝还大量学习仿造英国技术，朝廷规定，水师提督每年都要去南洋考察，从印度、新加坡等地，获得新的情报和技术资料。还鼓励去外国的越南人获取西方技术，奖励带回来的人。
在首都顺化周边，设有船厂250多所，战船超过3190艘，“式与英夷同”，一时十分壮观。
然而，这里又有一个比较尴尬的地方，就是努力学习西方、怎么看都比清朝更上心，效果也好得多的越南，战斗力甚至还不如清朝……
1858年，法越战争开始，这个时候阮朝开国才56年，远不是清朝那种末年景象。阮朝也是越南本族建立的政权。我们平日里说的清朝的各种缺陷，阮朝看起来都好得多，连学习态度都比清朝认真。
但结果是，学习西洋几十年，基本没有什么效果。阮朝在实际作战中的表现，甚至比清朝都魔幻。
上文说的，按照欧洲工程师亲自主持，修成了棱堡的河内，后来被法国军官安邺带着不到二百人就攻占了。而且这些法国人的战斗力也不算多出色——越南赶紧喊了黑旗军来支援，在城外一战就击溃了这支部队，安邺和他的副官都被阵斩。
甚至，越南和之前那一批越南官方海盗带来的经验，对清朝来说可能都是副作用。
面对日益增加的西洋威胁，清朝官吏也尝试通过各自渠道进行调查。和越南有关的海盗，常年在南洋活动，有些和越南、法国作战过，有些干脆直接在越南任职，和法国人共事，所以能提供不少第一手的资料。
这些人认为，越南那边的欧式水师其实没什么威胁，有的海盗自己就击沉过越南战舰，并不觉得这些船难对付。
清朝官吏据此认为，法国人亲自指挥的越南军舰，也就是这个水平，可见法国水师也不会强太多。而英国这些年比法国势头更胜，但这俩是同级的列强，实力上也不会有太大差距。因此，可以判断，英国水师的威胁也是有限的。
可惜的是，这个判断没有考虑法械越军和法军的差距，也没有考虑法国和英国海上力量的差距。
到1858年，法国和越南交战，一次出动的舰队，也只有一条50炮护卫舰和两条炮船。随后法国人集结了远东全部舰船，还拉了西班牙组成联军，也只有两条护卫舰，三条炮船。这种级别的船，清朝这边也能拉出来，不是不能打。
然而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国人一口气拉来了9条战列舰15条护卫舰，把清朝直接打傻了……
类似的事情其实不止这种。清朝官吏和学者并不是不去了解西洋，但效果就参差不齐。
比如，俞正燮就是当时研究外国问题最深入的学者之一（就上文里，认为妇女因纳妾而嫉妒是合理的那位）。
一开始，俞正燮在北京供职，担忧俄罗斯之后必成大患，于是写了《俄罗斯事辑》等作品，通过史地结合方式对俄国进行分析。后来由于西洋人势力日益增大，又转向研究西洋，著有《荷兰》、《天主教论》等。林则徐上任广东时，聘请俞正燮等人为幕僚，在那里又写了《鸦片烟事述》供参考。
这些研究汇总了当时清朝能掌握到的各种资料，资料收集和考订也认真严谨，但限于当时的信息，里面依然有一些现在看来很怪的错误和疏漏。比如，当时俄国的东正教传教团已经在北京常驻很久了，但俞正燮不知为何，依然坚持认为俄罗斯是个天主教国家。
这种现象在当时很常见，有些现在看来很搞笑，但当时也没办法。
比如，清朝曾经长期认为，美国是一个非洲国家。
可能是因为通过英国早已认识，美国和清朝的贸易开始的很早。1784年，也就是独立战争结束的次年，就开始了独立的贸易。
这次贸易由私掠船“中国皇后”号承担，华盛顿本人也参与了投资。半路上，遇到了法国船，于是跟着法国船一起，在八月份来到广州。
当时的外国商船，必须经过澳门海关、虎门海关、广州十三行等处，办理一系列登记手续，才能展开贸易。这种新冒出来的国家，想做生意更难。但法国人在清朝这边面子很大，有他们帮忙，美国商人只花了一个月就办妥了所有手续，还置办了商馆（也是法国人给的）。当年12月份，就卖完了货物，采购完了回程商品返国。
（当然，美国人的态度也很恭谦。船长带着一份美国政府出具的海上通行证，开头就写：“致所有亲见或聆听本文件的最尊贵、强盛、崇高、杰出、高贵、庄重、睿智、卓见的皇帝、国王、王子、公爵、伯爵、男爵、勋爵、市长、镇长和所有贵宝地的法官、军官、摄政王，无论教会和世俗。”声明“中国皇后”号属于美国公民，请求允许他们“在合适的地点以适当方式从事交易。”基本上把奉承词找了一圈。）
这次贸易，美国向清朝出售了32吨铅、50吨木材、12桶酒、一箱毛皮（海狸皮）、2万西班牙银币和近30吨西洋参；带回了700箱武夷茶、100箱熙春茶、2万匹南京棉和一大批瓷器、手工艺品。清朝商品在美国受到了热烈欢迎，华盛顿本人就购买了三百多件瓷器，和茶壶、象牙扇等工艺品。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双方贸易品的类型。
1820年前后，阮元主持修订《广东通志》，要记录美国的情况。而此时清朝眼中，美国就是个贩卖原材料的法国的小弟。可能也是因为如此，想当然地把他归为非洲国家了。
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也很典型。1839年，林则徐在广州时，有英国商船遭遇风暴，当地军民救起落水船员，林则徐趁此机会亲自招待，询问西洋情况。结果林则徐询问“都鲁机（即土耳其）是否系米利坚地方”，因为问的太奇怪，还受到了英国船员的嘲笑。
为什么林则徐会专门问这个问题呢？这个也要看背景。
美国和清朝的贸易来往发展很快，但贸易逆差也十分惊人。在1805年到1844年间，两国的贸易逆差高达39%。
美国在这方面的处境，比英法等国更加糟糕，因为英法可以出口工业品、机械等赚回一些利润，而它连这都基本没有，出口全靠原材料和现金现银，其中尤其以金银为主。仅在1805至1815年的十年间，美国输往中国的金银价值为2270万美元，而同期输往中国的货物只有1000万美元。
虽然美国也通过垄断商路，把中国商品分销给拉美国家的方式，挽回一些，但整体的差额实在太大，几乎无济于事。
为此，美国也迅速开始了烟土贸易。然而英国人做生意从来不照顾看同宗同教，垄断了印度的高质量烟土，丝毫不准他们插手。美国人只好转而贩运土耳其烟土。
而土耳其这个词，对清朝来说还很新奇。
这里就是当时的一个主要问题：翻译名不统一，而且别名太多。
明清时期对于奥斯曼有多种称呼，包括鲁密，控噶尔，鲁木等，而且不同来源还有不同的别名。
《西域闻见录》记录说，“控噶尔国……风俗敦厚，知礼让，彝伦攸叙，与中国不殊，迥非西域各国禽行兽处之比。”它认为这个国家的首都是“务鲁木”，这个描述基本上就是复述汉朝人记录的罗马，非常正面。
清代蒙古人的编年史《恒河之流》则认为，控噶尔国是察合台的后代。书里记录说，“四子控噶尔（küngkür），在鲁米国（rumulus）当汗，定都于伊斯坦布尔城（istambulqota）。”
所以这个概念就十分混乱，首都一会儿是伊斯坦布尔，一会儿是务鲁木（有些也直接写作鲁木）；国家一会儿是鲁米（那个蒙古语原义就是罗马兀鲁思），一会儿是控噶尔（这个词源更复杂，今人考证众多）。
而土耳其这个名字，在这些文献里甚至没有出现。所以没有专门研究过的人，根本不知道这个国家到底怎么回事。
后来林则徐让魏源等人考证资料，编写《海国图志》。魏源考证了众多文献，才确定，“《闻见录》称控噶尔都城，名务鲁木、鲁木，即罗马之转音也”、“《闻见录》所云交兵事，其为土耳其无疑。土耳其都城，名君士但丁，一作康思坦胎诺格尔。噶尔即格尔，上五字之讹为控，或由于转音省文，旧本罗马东都，后来犹冒罗马之名”（《海国图志·卷五十六》），大致弄懂了土耳其那个罗马和意大利那个罗马，还有古代罗马的关系。（从传教士那里已经知道意大利有个罗马了）
所以我们现在认为是常识的，当时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当然，我觉得除了历史爱好者，一般的现代人估计也搞不清奥斯曼和罗马的关系。当时的英国人估计也不知道控噶尔是什么……）
而林则徐之后的一系列判断，就有明显的影响。
虽然当时的信息收集能力还很弱，组织也很不正规，但还是获得了一些重要情报。而且这里要注意的是，相对于其他国家，英国那边的情况，确实是清朝的短板。
这个现象不是鸦片战争时期才有的，而是由来已久了。
我们现在经常看人提起的马戛尔尼使团，就是一个经典的刻板印象大合集，而且从头到尾，充满各种和历史不符的说教。
最直白的就是洋人磕头。现在的流行说法是清朝官府要求马戛尔尼磕头，马戛尔尼等人维护尊严，坚决不从。但根据清朝资料、使团其他成员笔记、其他国家传教士的记录，都可以证明，乾隆并没有要求他磕头，反而主动说“倘伊等不行此礼，亦祇可顺其国俗，不必加之勉强”。
而马戛尔尼也没有像斯当东的报告里说的那样，坚持不双膝跪拜，相反，其他档案都显示他主动跪拜去了。有人说是拜了九次，有人说拜了六次，主要是这个区别。
而且跪拜与否和尊严也没什么关系，而是宗教原因。一神教教义下，信徒只能给神跪拜，不能跪拜其他对象。比如圣经里说“不可敬畏别神，不可跪拜事奉他，也不可向他献祭”，所以就有了这种说法。
实际上，在之前和伊斯兰教国家的交往中，明清早就遇到这种问题了，基督教国家也是一样。只不过之前大家都互相试探和通融为主，就英国人大肆炒作。
这事对英国自己，都属于自找麻烦。由于斯当东报告里，把无功而返的原因，从头就丢给了“叩头仪礼”，还大肆渲染，上纲上线，使得后来两次使团也骑虎难下。因为莫名其妙的原因，连获皇帝召见都没成功。
而清朝最后也实际上放弃了这个要求。同治年间，在恭亲王奕䜣主持下，实际上已经不再要求西洋使者行跪拜礼。不过清朝也耍了心眼，把接见地点，设在了中南海紫光阁，而这里是接见蛮夷藩属，接受朝贡的地方。
不过这个习惯倒是保留了下来。现在这里依然是领导人接见和宴请外宾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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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庚的儿子李廷钰参加了鸦片战争，英国人进攻的时候，和关天培分守虎门炮台，结果也没守住。
针对这一轮海盗的作战，也没有让清朝官府获得明显的正面改进。1800~1840年间，清朝官方的技术引进依然不如越南。
越南阮朝在这一时期继续建造仿制裹铜战船，1830年，阮朝派人去法国，采购蒸汽机，并在1839年成功仿制了蒸汽战船。这种船当时造价高昂，一艘蒸汽大船要一万一千两，不过阮朝还是坚持仿制，并给工匠和技术官员高额奖励。
这一时期，阮朝还大量学习仿造英国技术，朝廷规定，水师提督每年都要去南洋考察，从印度、新加坡等地，获得新的情报和技术资料。还鼓励去外国的越南人获取西方技术，奖励带回来的人。
在首都顺化周边，设有船厂250多所，战船超过3190艘，“式与英夷同”，一时十分壮观。
然而，这里又有一个比较尴尬的地方，就是努力学习西方、怎么看都比清朝更上心，效果也好得多的越南，战斗力甚至还不如清朝……
1858年，法越战争开始，这个时候阮朝开国才56年，远不是清朝那种末年景象。阮朝也是越南本族建立的政权。我们平日里说的清朝的各种缺陷，阮朝看起来都好得多，连学习态度都比清朝认真。
但结果是，学习西洋几十年，基本没有什么效果。阮朝在实际作战中的表现，甚至比清朝都魔幻。
上文说的，按照欧洲工程师亲自主持，修成了棱堡的河内，后来被法国军官安邺带着不到二百人就攻占了。而且这些法国人的战斗力也不算多出色——越南赶紧喊了黑旗军来支援，在城外一战就击溃了这支部队，安邺和他的副官都被阵斩。
甚至，越南和之前那一批越南官方海盗带来的经验，对清朝来说可能都是副作用。
面对日益增加的西洋威胁，清朝官吏也尝试通过各自渠道进行调查。和越南有关的海盗，常年在南洋活动，有些和越南、法国作战过，有些干脆直接在越南任职，和法国人共事，所以能提供不少第一手的资料。
这些人认为，越南那边的欧式水师其实没什么威胁，有的海盗自己就击沉过越南战舰，并不觉得这些船难对付。
清朝官吏据此认为，法国人亲自指挥的越南军舰，也就是这个水平，可见法国水师也不会强太多。而英国这些年比法国势头更胜，但这俩是同级的列强，实力上也不会有太大差距。因此，可以判断，英国水师的威胁也是有限的。
可惜的是，这个判断没有考虑法械越军和法军的差距，也没有考虑法国和英国海上力量的差距。
到1858年，法国和越南交战，一次出动的舰队，也只有一条50炮护卫舰和两条炮船。随后法国人集结了远东全部舰船，还拉了西班牙组成联军，也只有两条护卫舰，三条炮船。这种级别的船，清朝这边也能拉出来，不是不能打。
然而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国人一口气拉来了9条战列舰15条护卫舰，把清朝直接打傻了……
类似的事情其实不止这种。清朝官吏和学者并不是不去了解西洋，但效果就参差不齐。
比如，俞正燮就是当时研究外国问题最深入的学者之一（就上文里，认为妇女因纳妾而嫉妒是合理的那位）。
一开始，俞正燮在北京供职，担忧俄罗斯之后必成大患，于是写了《俄罗斯事辑》等作品，通过史地结合方式对俄国进行分析。后来由于西洋人势力日益增大，又转向研究西洋，著有《荷兰》、《天主教论》等。林则徐上任广东时，聘请俞正燮等人为幕僚，在那里又写了《鸦片烟事述》供参考。
这些研究汇总了当时清朝能掌握到的各种资料，资料收集和考订也认真严谨，但限于当时的信息，里面依然有一些现在看来很怪的错误和疏漏。比如，当时俄国的东正教传教团已经在北京常驻很久了，但俞正燮不知为何，依然坚持认为俄罗斯是个天主教国家。
这种现象在当时很常见，有些现在看来很搞笑，但当时也没办法。
比如，清朝曾经长期认为，美国是一个非洲国家。
可能是因为通过英国早已认识，美国和清朝的贸易开始的很早。1784年，也就是独立战争结束的次年，就开始了独立的贸易。
这次贸易由私掠船“中国皇后”号承担，华盛顿本人也参与了投资。半路上，遇到了法国船，于是跟着法国船一起，在八月份来到广州。
当时的外国商船，必须经过澳门海关、虎门海关、广州十三行等处，办理一系列登记手续，才能展开贸易。这种新冒出来的国家，想做生意更难。但法国人在清朝这边面子很大，有他们帮忙，美国商人只花了一个月就办妥了所有手续，还置办了商馆（也是法国人给的）。当年12月份，就卖完了货物，采购完了回程商品返国。
（当然，美国人的态度也很恭谦。船长带着一份美国政府出具的海上通行证，开头就写：“致所有亲见或聆听本文件的最尊贵、强盛、崇高、杰出、高贵、庄重、睿智、卓见的皇帝、国王、王子、公爵、伯爵、男爵、勋爵、市长、镇长和所有贵宝地的法官、军官、摄政王，无论教会和世俗。”声明“中国皇后”号属于美国公民，请求允许他们“在合适的地点以适当方式从事交易。”基本上把奉承词找了一圈。）
这次贸易，美国向清朝出售了32吨铅、50吨木材、12桶酒、一箱毛皮（海狸皮）、2万西班牙银币和近30吨西洋参；带回了700箱武夷茶、100箱熙春茶、2万匹南京棉和一大批瓷器、手工艺品。清朝商品在美国受到了热烈欢迎，华盛顿本人就购买了三百多件瓷器，和茶壶、象牙扇等工艺品。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双方贸易品的类型。
1820年前后，阮元主持修订《广东通志》，要记录美国的情况。而此时清朝眼中，美国就是个贩卖原材料的法国的小弟。可能也是因为如此，想当然地把他归为非洲国家了。
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也很典型。1839年，林则徐在广州时，有英国商船遭遇风暴，当地军民救起落水船员，林则徐趁此机会亲自招待，询问西洋情况。结果林则徐询问“都鲁机（即土耳其）是否系米利坚地方”，因为问的太奇怪，还受到了英国船员的嘲笑。
为什么林则徐会专门问这个问题呢？这个也要看背景。
美国和清朝的贸易来往发展很快，但贸易逆差也十分惊人。在1805年到1844年间，两国的贸易逆差高达39%。
美国在这方面的处境，比英法等国更加糟糕，因为英法可以出口工业品、机械等赚回一些利润，而它连这都基本没有，出口全靠原材料和现金现银，其中尤其以金银为主。仅在1805至1815年的十年间，美国输往中国的金银价值为2270万美元，而同期输往中国的货物只有1000万美元。
虽然美国也通过垄断商路，把中国商品分销给拉美国家的方式，挽回一些，但整体的差额实在太大，几乎无济于事。
为此，美国也迅速开始了烟土贸易。然而英国人做生意从来不照顾看同宗同教，垄断了印度的高质量烟土，丝毫不准他们插手。美国人只好转而贩运土耳其烟土。
而土耳其这个词，对清朝来说还很新奇。
这里就是当时的一个主要问题：翻译名不统一，而且别名太多。
明清时期对于奥斯曼有多种称呼，包括鲁密，控噶尔，鲁木等，而且不同来源还有不同的别名。
《西域闻见录》记录说，“控噶尔国……风俗敦厚，知礼让，彝伦攸叙，与中国不殊，迥非西域各国禽行兽处之比。”它认为这个国家的首都是“务鲁木”，这个描述基本上就是复述汉朝人记录的罗马，非常正面。
清代蒙古人的编年史《恒河之流》则认为，控噶尔国是察合台的后代。书里记录说，“四子控噶尔（küngkür），在鲁米国（rumulus）当汗，定都于伊斯坦布尔城（istambulqota）。”
所以这个概念就十分混乱，首都一会儿是伊斯坦布尔，一会儿是务鲁木（有些也直接写作鲁木）；国家一会儿是鲁米（那个蒙古语原义就是罗马兀鲁思），一会儿是控噶尔（这个词源更复杂，今人考证众多）。
而土耳其这个名字，在这些文献里甚至没有出现。所以没有专门研究过的人，根本不知道这个国家到底怎么回事。
后来林则徐让魏源等人考证资料，编写《海国图志》。魏源考证了众多文献，才确定，“《闻见录》称控噶尔都城，名务鲁木、鲁木，即罗马之转音也”、“《闻见录》所云交兵事，其为土耳其无疑。土耳其都城，名君士但丁，一作康思坦胎诺格尔。噶尔即格尔，上五字之讹为控，或由于转音省文，旧本罗马东都，后来犹冒罗马之名”（《海国图志·卷五十六》），大致弄懂了土耳其那个罗马和意大利那个罗马，还有古代罗马的关系。（从传教士那里已经知道意大利有个罗马了）
所以我们现在认为是常识的，当时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当然，我觉得除了历史爱好者，一般的现代人估计也搞不清奥斯曼和罗马的关系。当时的英国人估计也不知道控噶尔是什么……）
而林则徐之后的一系列判断，就有明显的影响。
虽然当时的信息收集能力还很弱，组织也很不正规，但还是获得了一些重要情报。而且这里要注意的是，相对于其他国家，英国那边的情况，确实是清朝的短板。
这个现象不是鸦片战争时期才有的，而是由来已久了。
我们现在经常看人提起的马戛尔尼使团，就是一个经典的刻板印象大合集，而且从头到尾，充满各种和历史不符的说教。
最直白的就是洋人磕头。现在的流行说法是清朝官府要求马戛尔尼磕头，马戛尔尼等人维护尊严，坚决不从。但根据清朝资料、使团其他成员笔记、其他国家传教士的记录，都可以证明，乾隆并没有要求他磕头，反而主动说“倘伊等不行此礼，亦祇可顺其国俗，不必加之勉强”。
而马戛尔尼也没有像斯当东的报告里说的那样，坚持不双膝跪拜，相反，其他档案都显示他主动跪拜去了。有人说是拜了九次，有人说拜了六次，主要是这个区别。
而且跪拜与否和尊严也没什么关系，而是宗教原因。一神教教义下，信徒只能给神跪拜，不能跪拜其他对象。比如圣经里说“不可敬畏别神，不可跪拜事奉他，也不可向他献祭”，所以就有了这种说法。
实际上，在之前和伊斯兰教国家的交往中，明清早就遇到这种问题了，基督教国家也是一样。只不过之前大家都互相试探和通融为主，就英国人大肆炒作。
这事对英国自己，都属于自找麻烦。由于斯当东报告里，把无功而返的原因，从头就丢给了“叩头仪礼”，还大肆渲染，上纲上线，使得后来两次使团也骑虎难下。因为莫名其妙的原因，连获皇帝召见都没成功。
而清朝最后也实际上放弃了这个要求。同治年间，在恭亲王奕䜣主持下，实际上已经不再要求西洋使者行跪拜礼。不过清朝也耍了心眼，把接见地点，设在了中南海紫光阁，而这里是接见蛮夷藩属，接受朝贡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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