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合法性授权逻辑的变化 续2
2.3级：
不成功的解决路径。
到2.2这一步，古典时代留下来的，世xi君主制配套的合法性体系，已经坏的差不多了。但统治者还是不想抛弃它，于是出现了各种改良措施。
标志：挽回君主制的尝试
例子：清
注1：清朝尝试的效果和代价
清朝的应对逻辑是，文官政府既然已经建立了一套独//立的体系，那皇帝也自己建立一套。
这玩意儿就是八旗。
八旗内部非常“复古”。旗人官吏可以出将入相，按照事功标准提拔，没有这个时代正常帝国官员面对的各种限制，普通旗人也享有特殊待遇。皇帝不仅是帝国的皇帝，也是八旗的共主。靠这个关系，可以从旗人中获得军事支持和行政人才，不需要完全依赖帝国官员的服务，因此可以和他们抗衡。
这个皇帝借助外力，和官府抗衡的思路，大体应该是没问题的。明朝虽然没了宰相，但首席大学士的权力反而能超过比唐宋宰相。而清朝就基本上没有这种事情了。
再加上清朝皇帝吸取教训，历代统治者不管本身水平如何，大多都还能认真干活。所以整个清朝比起之前，军事和行政效率已经挺高了，对官府的管理也比之前出色。这些都是这种尝试的正面效果。
而负面效果也很明显。
八旗看起来和西周那个国野制度差不多，一开始都是文化相对落后的军事征服者，为了迅速稳固统治，建立起来的。
但八旗的生命力却很弱，看起来腐朽的非常快，而且两百年的时间里都没有多大扩充，和西周国人又完全不同。
这好像不符合统治者扩大统治基础的本能，其实这也是合法性问题导致的。
因为八旗就不能扩大。如果他扩充了，那扩的越厉害，旗人团体和普通人就越接近，旗人官吏也就和其他官吏越接近——“外面”的官吏和民众，才是这个时代的“正常版本”，旗人本来就是少数，文化水平还相对落后，是不可能对抗这种趋势的。
如果加以不限制，那旗人很快就会跟着大家一起学会了。到时候就是旗人、民人，混在一起反对皇帝。所以，皇帝就必须靠隔离制度，强行维持旗人的“版本落后”。
有清一朝，八旗同样是皇帝严厉限制的对象。皇帝们特别注重旗人的“传统”性，坚决不允许八旗正常发展、演化。不惜把旗人禁锢起来，搞出种种行为艺术似的、回归原始的行为。
现代人喜欢把它说成“反汉化”，其实他的根本目的，应该叫“反官liao化”。
不管哪个时代，统治者的最终目的，都是维护统治稳定。民族也好，文化也好，在统治者眼里，都只是工具而已。
所以，过去的少数民族统治者有鼓励汉化的趋势，因为中原式的管理体系对统治更有利，而南北朝之后中原那边全都叫汉了，所以叫汉化。
但到了清朝，“汉式”的体系，已经发展到不太兼容君主了，并不符合统治者的利益。所以他要一边利用汉式体系的效率优势占便宜，一边在自己的基本盘反汉化。
这和哪个民族的文化，都没什么关系（况且八旗也算不上个“民族”）。对清朝来说，这些都是手段和口号，他的目的就是在自家基本盘开倒//车，来维持统治。哪怕有文化的女真人试图教育其他女真人，清朝也一样会坚决打击。
整个清朝的科举制度，都是严防中下层旗人成为文官、进入官府。对旗人的科举时设时废，就是设立的时候，也要严加设防。
给旗人的优待仅限于京旗，全国各地的驻防旗人则要面对朝廷故意设置的重重障碍。想考科举可以，但哪怕在新疆驻防，旗丁都得去北京考试。考前要经过繁琐的登记和批准，要交钱，一路费用要自己掏；考试时，朝廷有潜规则，旗丁的成绩再好也要上限，不会给太好的名次；最后，就算考上了，旗丁也没有生员的优待，甚至不准他们在北京待着，还得滚回老家。
就是这套制度，还是康熙年间才开放的，而这时，中下层旗人已经严重贫困，驻防旗人出仕为官几乎不可能了。
通俗点来说，科举当官，那是宗亲、贵戚才有的福利，最次也得是“老北京正x旗”这种人。普通旗人走这条路，难度比绿营军户都高，而且越是在边疆地区，顶着苦寒和战乱给皇帝卖命的，获得的好处就越少。
这种把人当工具，压榨到极致的做法，很快就造成了后果。
想把八旗团结起来，一样需要合法性叙事。但上文说过，八旗的底子是个部落军事集团，清帝除了抱团打劫、抱团享福，找不到多高级的理由说服大家，也不敢找更高级的理由进行教育（否则又“进化”了）。所以，八旗的组织就在长期重压之下，停留在这种落后的水平，根本得不到实质的发展和改进。
另一方面，为了维持版本落后的状态，旗人又被要求严格与社会隔离，从事各种行业都有限制，完全依赖八旗组织。八旗本身稍有问题，旗人就会被严重波及，跑都跑不掉。
两方面夹击之下，就形成了诡异的现象：八旗理论上是清朝的统治基石，旗人理论上地位更高，生活有保底。但八旗组织，对于腐败的“抗性”相当之低，刚入关就开始战斗力快速滑坡，常年靠从关外抓人充数补充战斗力。这结果，也就不奇怪了。
这还没完。八旗是清朝的基本盘，八旗战斗力没救了，就得反过来限制绿营，防止实力太悬殊失去制衡。但绿营战斗力被削之后，八旗本身也得不到什么好处，满洲贵族对旗丁的剥削反而变本加厉，导致八旗继续败坏。
就这样，一个看起来颇有可行性，实际上也确实生效了的思路，最终陷入了自我削弱的怪圈。
清朝军队的表现非常让人迷惑，因为他是典型的高组织，低战斗力。
清朝是君主制王朝的巅峰，各种控制手段已经发挥到了极限，整个帝国的“组织度”非常高。但这些组织和秩序，是用来压制自己战斗力的……
清朝一边能稳定维持十分庞大的疆域，时不时就往汉唐都不能随便去的地方丢远征军；另一方面，只要碰到同级对手，清军战斗力就低的匪夷所思，王朝中期打个白莲、、教这种日常野怪都能伤筋动骨。这种矛盾现象，恐怕也是这种畸形的结果。
注2：君主制的尾声
清朝君臣又不是傻子。这么多问题，当然不可能一无所知。
君主制的问题，明末就有人总结了。而上面八旗那些问题，很多都不用现代人去总结，去看老实人雍正自己的吐槽都能找到一大半……
但这不是清朝能力够不够的问题，是他意愿上的问题。
而这个意愿，不是个人道德和素养导致的意愿。不是说他全家就是大坏蛋，他天生就要干坏事。因为如果硬去比统治者的道德素质，清朝皇帝的平均水平也就是中等（中国历史上是有真·神经病帝王的，还不止一茬……），是没法这么解释的。
根本上的问题是，只要他还想维持君主制，那他就必须这么做。
军制废弛，无谓内耗，民族对立，这些都是结果。
原因是，无论从合法性层面，还是实际操作上，清朝都必须制造族群矛盾，制造内耗（哪怕八旗就不是个民族），制造各种匪夷所思的现象。
因为到这一级，君主制其实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但清朝皇室为代表的这批统治阶层，又不可能主动放弃。
而维持统治的同时，去抽出手解决、调和这些问题，也同样不可能。实际上，雍正已经是最后一个试图逆势而为的头铁人，之后的清朝皇帝甚至懒得去试一下这个思路了。
对比历史，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情：从春秋到南北朝，到辽宋金，乃至到元朝，对华夏系文化学xi越多、了解越深的外族人，越倾向于接受和融入中原文化。而文化水平低下的部族首领、军阀，则反对汉化，主张保留原来的传统。这个也构成了现代很多人的思维惯性。
但在清朝，这个现象居然是反过来的。掌握中原文化最深的这部分人，是最反对融入的。文化水平不怎么样的八旗军官、旗丁，反而对于接受和融入中原文化没有什么心理障碍，或者说可能就根本没有自觉。
（清朝八旗下层就没有一个稳定的民族文明内核，而且在朝廷压制下，也没地方去系统地学xi。但即使在强制隔离下，周围文化的渗透、影响，也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因为没人管，学得更加“肆意”了……下层旗人不止是流行崇拜岳飞，他连民族意识都照搬汉人（或者说可能就是照抄汉人写的戏本）。太平天国时，太平军的英国顾问回忆说，他有次在船上遇到清军进攻，领头的一个八旗勇士发现船上还有洋人，非常气愤，一边高喊“杀鞑子”一边冲过去要砍他。
这种“文化错乱”现象甚至不止下层，也不用到太平天国这么晚。八旗名将兆惠击败准噶尔回朝之后，乾隆给他设宴庆功。结果兆惠感触大发，当着乾隆的面念了两句诗：“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之前我们提过一个现象，中国的君主主义者的反扑似乎很弱，远不如法国、俄国这些地方。但是换个角度说，其实整个清朝，都可以看做君主制的反扑。
这个制度从宋朝开始，就已经跟不上其他领域的发展水平了。但中国的精神文明过于早熟，合适的替代品还没出来。组织力量也过于强大，让这个已经不太行的制度又延续了一千年。
尤其在清朝，整个文明辐射范围内，从东北的野人头子，到江南的士绅地主，从辽东的军阀，到各地的团练土匪……所有的势力全都聚集起来，去支持这个最有希望把旧制度延续下去的力量。
而清朝的能力和效率，确实是足够高的。
我看很多人批判清朝的时候，喜欢说他水平菜，只要说清朝有能力做事，就说人家在给清朝洗白。这个想法的逻辑就完全歪了。
“愚蠢无能”和“邪恶顽固”，这两个并不是正相关的。要是真无能，那些势力也不会去支持他的。要知道，到最后洋人都去保大清了……
而清朝的失败和瓦解，也是君主制的最后失败。
从近古开始，不断进行尝试的不止是中国的进步势力，守旧势力为了苟延残喘，同样把一切可能的路子都试了一遍……所有他们可以想到的路子，全部完蛋之后，再也没有任何可以实践的办法，如此才宣告结束。
从这个角度说，清朝对中国祭祀权，或者说合法性构建的发展，也起到了很大作用。他彻底打碎了对原有法理体系的幻想，把能够支持这个系统的力量，要么耗尽，要么逼反水。
这个反扑顽固到什么程度呢？到清末的时候，满洲贵胄自己都知道，现在的问题是救满清王朝，还是救中国了。换句话说，在这个文明内，已经基本都是他的敌人了。
而清王朝的最后终结，甚至得到伪满。他把日本人都拉过来支持了……伪满的覆灭，才是满清勋贵的最后一根棺材钉。
所以，为什么中国的君主制死的这么透？
清朝君臣在保卫王朝时，足够聪明，也足够坚定；行事足够主动，也足够无耻。在那个时代，他就是个能找到的最理想的反派。
君主主义者能想到的路数，人家大清朝早试了一遍了。能找的盟友全散伙了，能拉的炮灰全送完了，能用以支持自己的团体全扑街了。所以当然死的透了。
延伸脑洞：
回到上面那个对比，我们或许可以说，把1815年的法国保王党，1917年的俄国保王党，和1911年的中国保皇党相比，其实是不太公平的。
他们应该和1644年的中国保皇党比，和“不做安安饿殍”的士大夫，“联虏平寇”的大臣宗室比，这样才在进度上差不多对等。而清朝，可以看做一个外国干涉军成功了的法国俄国。
中国的神权发展水平、政治成熟程度，底子比欧洲好得多。但政治文明太早熟，君主制衰落之后，新的替代品并没能及时发展出来，而成熟度高，意味着反扑的力量也十分强大。
和明末那个情况比，反法同盟和白军，都实在太散了。而中原文明这边，又没有真正的“革命党”。
至于闯王，他几乎是必然失败的，因为他的理论构建甚至不能自洽：支持者们的立场和法理现状，要求他走类似革命的路子；但他又不会相关的理论建设，只能还拿旧的系统敷衍；旧的这套又敷衍不了人，玩的还没清朝好，地主们根本不理他。
结果，就直接给“外国保王党”扑死了……
进一步推前，我们再想更早些的问题：为什么宋朝之后，中国对于祭祀权的构建就停滞了？为什么明朝的合法性要高于预期？
我的想法是，明朝可能部分扮演了那个欧洲人鼓吹过的，用来延续君主制的“民族帝国”的角色。朱元璋的定位，大概就是成功版的拿破仑。
所以明朝时期思路停滞，可能也是因为大家已经满足了。哪怕明朝灭亡了，不少人面对危机时，脑子里的解决办法居然还是把明朝搬回来……
而明朝对民族和外交问题，敏感到过火，可能也是这个原因。
再进一步，这套实用主义的理论，又可以追溯到元朝，追溯到忽必烈那儿。大家辩经几百年，最后是忽必烈那个简单粗暴的理论，回答了低合法性王朝如何自我解释的问题。从这里开始，中国的国家合法性依然可以叫“天”，但这个“天”已经真正离开了神，完全和人的行为挂钩了。
欧洲的革命来自启蒙运动的理论构筑。什么是启蒙？就是反宗教，反神灵，宣扬新的政治体系。而对于中国，排斥神灵和神秘性，建立新的政治合法性，是在这个时候就有了。
这么一比，忽必烈大概就是君主制的卢梭
所以元好问给忽必烈弄的那个儒教大宗师也不算白给了……
（当然，忽必烈比大宗师王莽还是成功的，毕竟真搞成了。所以他比大宗师还大。比大更大的叫元，所以应该叫元宗师）
另外这段纯属突发脑洞，大家看看乐就行……
级：
真真假假的复辟
标志：太乱了，没啥标志
例子1：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其实面对着上面说的一样的问题。这会儿君主制是真的不行了，但农民们也是真的想不出更好的组织结构……
洪秀全的理论，也是为了那个五代以来的老难题：天的神秘性几乎消失了，祂作为“神”，提供的合法性支撑非常弱，怎么办？
洪秀全发扬农民军历代的换天精神，而且他借助时代优势，换了个“洋天”。
这玩意儿比较新，而且洋人搞这理论也搞了两千年了，神的故事是够的。另外这个体系里真的有个天神（天父爷火华）。这下好了，凑齐了。
合法性不够还有个问题，就是天子和天的关系太疏远了。谶讳时代大家还认可天的表态，可以让天给天子提供支持，但现在已经没人信了。
所以，可以借助洋教，重新论证天王是天父的亲儿子（比天和天子还亲）。而且，还可以让天直接下凡，和天王唠嗑。这比谶讳还直白。
就这样，理论上的问题都理论上解决了。接下来只要让大家信就可以了。
在中国这种社会，只要够能打，这样反正……也不是不行。
你说他落后，倒车，问题是这会儿洋人自己都比他落后多了。洪秀全真搞出了政教合一的组织，而且和官liao制结合，还真运转起来了。
别说他的新教师父了，这玩意儿的组织度已经超越了天主教会，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先进的基督教，乃至一神教教派，堪称亚伯拉罕灯塔……
所以说，太平天国理论上兼容近代化么？我觉得洋人都行，他怎么可能不行。最后的结果，应该还是因为跟不上国内的时代变化。当然，更直接更重要的是，领导者能力太堪忧了。
搞出来天父杀天兄这种事儿你说还咋解释去……大家装作去信都不行了。
到这一步，也就没戏了。
例子2：袁世凯
袁世凯进行了最后一次恢复君主制的尝试。
虽然他甚至拉了外国理论家，来帮忙论证自己的合法性和执政的必要性，但是，之前朱元璋已经走过一次类似的用功绩来保证合法性的路了。
袁世凯不能跟上时代的发展，他自以为的、驱逐清朝的功绩，也远不如朱元璋实际拿出来的战绩有说服力。结果就是，连老部下都在反对他。
由于反对者太多，袁世凯的尝试无悬念地失败了。
2级完
补字数补字数补字数补字数补字数补字数补字数补字数补字数补字数补字数补字数补字数补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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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2这一步，古典时代留下来的，世xi君主制配套的合法性体系，已经坏的差不多了。但统治者还是不想抛弃它，于是出现了各种改良措施。
标志：挽回君主制的尝试
例子：清
注1：清朝尝试的效果和代价
清朝的应对逻辑是，文官政府既然已经建立了一套独//立的体系，那皇帝也自己建立一套。
这玩意儿就是八旗。
八旗内部非常“复古”。旗人官吏可以出将入相，按照事功标准提拔，没有这个时代正常帝国官员面对的各种限制，普通旗人也享有特殊待遇。皇帝不仅是帝国的皇帝，也是八旗的共主。靠这个关系，可以从旗人中获得军事支持和行政人才，不需要完全依赖帝国官员的服务，因此可以和他们抗衡。
这个皇帝借助外力，和官府抗衡的思路，大体应该是没问题的。明朝虽然没了宰相，但首席大学士的权力反而能超过比唐宋宰相。而清朝就基本上没有这种事情了。
再加上清朝皇帝吸取教训，历代统治者不管本身水平如何，大多都还能认真干活。所以整个清朝比起之前，军事和行政效率已经挺高了，对官府的管理也比之前出色。这些都是这种尝试的正面效果。
而负面效果也很明显。
八旗看起来和西周那个国野制度差不多，一开始都是文化相对落后的军事征服者，为了迅速稳固统治，建立起来的。
但八旗的生命力却很弱，看起来腐朽的非常快，而且两百年的时间里都没有多大扩充，和西周国人又完全不同。
这好像不符合统治者扩大统治基础的本能，其实这也是合法性问题导致的。
因为八旗就不能扩大。如果他扩充了，那扩的越厉害，旗人团体和普通人就越接近，旗人官吏也就和其他官吏越接近——“外面”的官吏和民众，才是这个时代的“正常版本”，旗人本来就是少数，文化水平还相对落后，是不可能对抗这种趋势的。
如果加以不限制，那旗人很快就会跟着大家一起学会了。到时候就是旗人、民人，混在一起反对皇帝。所以，皇帝就必须靠隔离制度，强行维持旗人的“版本落后”。
有清一朝，八旗同样是皇帝严厉限制的对象。皇帝们特别注重旗人的“传统”性，坚决不允许八旗正常发展、演化。不惜把旗人禁锢起来，搞出种种行为艺术似的、回归原始的行为。
现代人喜欢把它说成“反汉化”，其实他的根本目的，应该叫“反官liao化”。
不管哪个时代，统治者的最终目的，都是维护统治稳定。民族也好，文化也好，在统治者眼里，都只是工具而已。
所以，过去的少数民族统治者有鼓励汉化的趋势，因为中原式的管理体系对统治更有利，而南北朝之后中原那边全都叫汉了，所以叫汉化。
但到了清朝，“汉式”的体系，已经发展到不太兼容君主了，并不符合统治者的利益。所以他要一边利用汉式体系的效率优势占便宜，一边在自己的基本盘反汉化。
这和哪个民族的文化，都没什么关系（况且八旗也算不上个“民族”）。对清朝来说，这些都是手段和口号，他的目的就是在自家基本盘开倒//车，来维持统治。哪怕有文化的女真人试图教育其他女真人，清朝也一样会坚决打击。
整个清朝的科举制度，都是严防中下层旗人成为文官、进入官府。对旗人的科举时设时废，就是设立的时候，也要严加设防。
给旗人的优待仅限于京旗，全国各地的驻防旗人则要面对朝廷故意设置的重重障碍。想考科举可以，但哪怕在新疆驻防，旗丁都得去北京考试。考前要经过繁琐的登记和批准，要交钱，一路费用要自己掏；考试时，朝廷有潜规则，旗丁的成绩再好也要上限，不会给太好的名次；最后，就算考上了，旗丁也没有生员的优待，甚至不准他们在北京待着，还得滚回老家。
就是这套制度，还是康熙年间才开放的，而这时，中下层旗人已经严重贫困，驻防旗人出仕为官几乎不可能了。
通俗点来说，科举当官，那是宗亲、贵戚才有的福利，最次也得是“老北京正x旗”这种人。普通旗人走这条路，难度比绿营军户都高，而且越是在边疆地区，顶着苦寒和战乱给皇帝卖命的，获得的好处就越少。
这种把人当工具，压榨到极致的做法，很快就造成了后果。
想把八旗团结起来，一样需要合法性叙事。但上文说过，八旗的底子是个部落军事集团，清帝除了抱团打劫、抱团享福，找不到多高级的理由说服大家，也不敢找更高级的理由进行教育（否则又“进化”了）。所以，八旗的组织就在长期重压之下，停留在这种落后的水平，根本得不到实质的发展和改进。
另一方面，为了维持版本落后的状态，旗人又被要求严格与社会隔离，从事各种行业都有限制，完全依赖八旗组织。八旗本身稍有问题，旗人就会被严重波及，跑都跑不掉。
两方面夹击之下，就形成了诡异的现象：八旗理论上是清朝的统治基石，旗人理论上地位更高，生活有保底。但八旗组织，对于腐败的“抗性”相当之低，刚入关就开始战斗力快速滑坡，常年靠从关外抓人充数补充战斗力。这结果，也就不奇怪了。
这还没完。八旗是清朝的基本盘，八旗战斗力没救了，就得反过来限制绿营，防止实力太悬殊失去制衡。但绿营战斗力被削之后，八旗本身也得不到什么好处，满洲贵族对旗丁的剥削反而变本加厉，导致八旗继续败坏。
就这样，一个看起来颇有可行性，实际上也确实生效了的思路，最终陷入了自我削弱的怪圈。
清朝军队的表现非常让人迷惑，因为他是典型的高组织，低战斗力。
清朝是君主制王朝的巅峰，各种控制手段已经发挥到了极限，整个帝国的“组织度”非常高。但这些组织和秩序，是用来压制自己战斗力的……
清朝一边能稳定维持十分庞大的疆域，时不时就往汉唐都不能随便去的地方丢远征军；另一方面，只要碰到同级对手，清军战斗力就低的匪夷所思，王朝中期打个白莲、、教这种日常野怪都能伤筋动骨。这种矛盾现象，恐怕也是这种畸形的结果。
注2：君主制的尾声
清朝君臣又不是傻子。这么多问题，当然不可能一无所知。
君主制的问题，明末就有人总结了。而上面八旗那些问题，很多都不用现代人去总结，去看老实人雍正自己的吐槽都能找到一大半……
但这不是清朝能力够不够的问题，是他意愿上的问题。
而这个意愿，不是个人道德和素养导致的意愿。不是说他全家就是大坏蛋，他天生就要干坏事。因为如果硬去比统治者的道德素质，清朝皇帝的平均水平也就是中等（中国历史上是有真·神经病帝王的，还不止一茬……），是没法这么解释的。
根本上的问题是，只要他还想维持君主制，那他就必须这么做。
军制废弛，无谓内耗，民族对立，这些都是结果。
原因是，无论从合法性层面，还是实际操作上，清朝都必须制造族群矛盾，制造内耗（哪怕八旗就不是个民族），制造各种匪夷所思的现象。
因为到这一级，君主制其实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但清朝皇室为代表的这批统治阶层，又不可能主动放弃。
而维持统治的同时，去抽出手解决、调和这些问题，也同样不可能。实际上，雍正已经是最后一个试图逆势而为的头铁人，之后的清朝皇帝甚至懒得去试一下这个思路了。
对比历史，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情：从春秋到南北朝，到辽宋金，乃至到元朝，对华夏系文化学xi越多、了解越深的外族人，越倾向于接受和融入中原文化。而文化水平低下的部族首领、军阀，则反对汉化，主张保留原来的传统。这个也构成了现代很多人的思维惯性。
但在清朝，这个现象居然是反过来的。掌握中原文化最深的这部分人，是最反对融入的。文化水平不怎么样的八旗军官、旗丁，反而对于接受和融入中原文化没有什么心理障碍，或者说可能就根本没有自觉。
（清朝八旗下层就没有一个稳定的民族文明内核，而且在朝廷压制下，也没地方去系统地学xi。但即使在强制隔离下，周围文化的渗透、影响，也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因为没人管，学得更加“肆意”了……下层旗人不止是流行崇拜岳飞，他连民族意识都照搬汉人（或者说可能就是照抄汉人写的戏本）。太平天国时，太平军的英国顾问回忆说，他有次在船上遇到清军进攻，领头的一个八旗勇士发现船上还有洋人，非常气愤，一边高喊“杀鞑子”一边冲过去要砍他。
这种“文化错乱”现象甚至不止下层，也不用到太平天国这么晚。八旗名将兆惠击败准噶尔回朝之后，乾隆给他设宴庆功。结果兆惠感触大发，当着乾隆的面念了两句诗：“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之前我们提过一个现象，中国的君主主义者的反扑似乎很弱，远不如法国、俄国这些地方。但是换个角度说，其实整个清朝，都可以看做君主制的反扑。
这个制度从宋朝开始，就已经跟不上其他领域的发展水平了。但中国的精神文明过于早熟，合适的替代品还没出来。组织力量也过于强大，让这个已经不太行的制度又延续了一千年。
尤其在清朝，整个文明辐射范围内，从东北的野人头子，到江南的士绅地主，从辽东的军阀，到各地的团练土匪……所有的势力全都聚集起来，去支持这个最有希望把旧制度延续下去的力量。
而清朝的能力和效率，确实是足够高的。
我看很多人批判清朝的时候，喜欢说他水平菜，只要说清朝有能力做事，就说人家在给清朝洗白。这个想法的逻辑就完全歪了。
“愚蠢无能”和“邪恶顽固”，这两个并不是正相关的。要是真无能，那些势力也不会去支持他的。要知道，到最后洋人都去保大清了……
而清朝的失败和瓦解，也是君主制的最后失败。
从近古开始，不断进行尝试的不止是中国的进步势力，守旧势力为了苟延残喘，同样把一切可能的路子都试了一遍……所有他们可以想到的路子，全部完蛋之后，再也没有任何可以实践的办法，如此才宣告结束。
从这个角度说，清朝对中国祭祀权，或者说合法性构建的发展，也起到了很大作用。他彻底打碎了对原有法理体系的幻想，把能够支持这个系统的力量，要么耗尽，要么逼反水。
这个反扑顽固到什么程度呢？到清末的时候，满洲贵胄自己都知道，现在的问题是救满清王朝，还是救中国了。换句话说，在这个文明内，已经基本都是他的敌人了。
而清王朝的最后终结，甚至得到伪满。他把日本人都拉过来支持了……伪满的覆灭，才是满清勋贵的最后一根棺材钉。
所以，为什么中国的君主制死的这么透？
清朝君臣在保卫王朝时，足够聪明，也足够坚定；行事足够主动，也足够无耻。在那个时代，他就是个能找到的最理想的反派。
君主主义者能想到的路数，人家大清朝早试了一遍了。能找的盟友全散伙了，能拉的炮灰全送完了，能用以支持自己的团体全扑街了。所以当然死的透了。
延伸脑洞：
回到上面那个对比，我们或许可以说，把1815年的法国保王党，1917年的俄国保王党，和1911年的中国保皇党相比，其实是不太公平的。
他们应该和1644年的中国保皇党比，和“不做安安饿殍”的士大夫，“联虏平寇”的大臣宗室比，这样才在进度上差不多对等。而清朝，可以看做一个外国干涉军成功了的法国俄国。
中国的神权发展水平、政治成熟程度，底子比欧洲好得多。但政治文明太早熟，君主制衰落之后，新的替代品并没能及时发展出来，而成熟度高，意味着反扑的力量也十分强大。
和明末那个情况比，反法同盟和白军，都实在太散了。而中原文明这边，又没有真正的“革命党”。
至于闯王，他几乎是必然失败的，因为他的理论构建甚至不能自洽：支持者们的立场和法理现状，要求他走类似革命的路子；但他又不会相关的理论建设，只能还拿旧的系统敷衍；旧的这套又敷衍不了人，玩的还没清朝好，地主们根本不理他。
结果，就直接给“外国保王党”扑死了……
进一步推前，我们再想更早些的问题：为什么宋朝之后，中国对于祭祀权的构建就停滞了？为什么明朝的合法性要高于预期？
我的想法是，明朝可能部分扮演了那个欧洲人鼓吹过的，用来延续君主制的“民族帝国”的角色。朱元璋的定位，大概就是成功版的拿破仑。
所以明朝时期思路停滞，可能也是因为大家已经满足了。哪怕明朝灭亡了，不少人面对危机时，脑子里的解决办法居然还是把明朝搬回来……
而明朝对民族和外交问题，敏感到过火，可能也是这个原因。
再进一步，这套实用主义的理论，又可以追溯到元朝，追溯到忽必烈那儿。大家辩经几百年，最后是忽必烈那个简单粗暴的理论，回答了低合法性王朝如何自我解释的问题。从这里开始，中国的国家合法性依然可以叫“天”，但这个“天”已经真正离开了神，完全和人的行为挂钩了。
欧洲的革命来自启蒙运动的理论构筑。什么是启蒙？就是反宗教，反神灵，宣扬新的政治体系。而对于中国，排斥神灵和神秘性，建立新的政治合法性，是在这个时候就有了。
这么一比，忽必烈大概就是君主制的卢梭
所以元好问给忽必烈弄的那个儒教大宗师也不算白给了……
（当然，忽必烈比大宗师王莽还是成功的，毕竟真搞成了。所以他比大宗师还大。比大更大的叫元，所以应该叫元宗师）
另外这段纯属突发脑洞，大家看看乐就行……
级：
真真假假的复辟
标志：太乱了，没啥标志
例子1：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其实面对着上面说的一样的问题。这会儿君主制是真的不行了，但农民们也是真的想不出更好的组织结构……
洪秀全的理论，也是为了那个五代以来的老难题：天的神秘性几乎消失了，祂作为“神”，提供的合法性支撑非常弱，怎么办？
洪秀全发扬农民军历代的换天精神，而且他借助时代优势，换了个“洋天”。
这玩意儿比较新，而且洋人搞这理论也搞了两千年了，神的故事是够的。另外这个体系里真的有个天神（天父爷火华）。这下好了，凑齐了。
合法性不够还有个问题，就是天子和天的关系太疏远了。谶讳时代大家还认可天的表态，可以让天给天子提供支持，但现在已经没人信了。
所以，可以借助洋教，重新论证天王是天父的亲儿子（比天和天子还亲）。而且，还可以让天直接下凡，和天王唠嗑。这比谶讳还直白。
就这样，理论上的问题都理论上解决了。接下来只要让大家信就可以了。
在中国这种社会，只要够能打，这样反正……也不是不行。
你说他落后，倒车，问题是这会儿洋人自己都比他落后多了。洪秀全真搞出了政教合一的组织，而且和官liao制结合，还真运转起来了。
别说他的新教师父了，这玩意儿的组织度已经超越了天主教会，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先进的基督教，乃至一神教教派，堪称亚伯拉罕灯塔……
所以说，太平天国理论上兼容近代化么？我觉得洋人都行，他怎么可能不行。最后的结果，应该还是因为跟不上国内的时代变化。当然，更直接更重要的是，领导者能力太堪忧了。
搞出来天父杀天兄这种事儿你说还咋解释去……大家装作去信都不行了。
到这一步，也就没戏了。
例子2：袁世凯
袁世凯进行了最后一次恢复君主制的尝试。
虽然他甚至拉了外国理论家，来帮忙论证自己的合法性和执政的必要性，但是，之前朱元璋已经走过一次类似的用功绩来保证合法性的路了。
袁世凯不能跟上时代的发展，他自以为的、驱逐清朝的功绩，也远不如朱元璋实际拿出来的战绩有说服力。结果就是，连老部下都在反对他。
由于反对者太多，袁世凯的尝试无悬念地失败了。
2级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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